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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四中全会新亮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来源: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5-06-10   被阅读2442次

 

编者的话: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1028公布。本网第一时间邀请中央党校法学专家李文静对《决定》进行全方位解读。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201322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集体学习时又一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要坚持的五项原则之一,科学地界定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新亮点。

 

问题意识:法治、德治相结合提出的时代需求

 

虽然早在党的十六大时,就已经提出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命题。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中,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寻求自强的迫切需求,经济发展和法治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这造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道德滑坡的后果,社会诚信度降低,传统美德、职业道德等优秀的道德文化出现萎缩。道德的下滑不仅加重了法律的责任,更使得整个社会难以树立对法律规则的信仰和自觉遵守。因此,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所遇到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人民群众关切、学界热议呼声的积极回应。

 

前提条件:规范层面的二元分立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一提法本身表明法和德在规范层面上是分立的。法律和道德本质上都是秩序规范体系,但是二者的约束机制不同,法律是“硬约束”和“他律”机制,一般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制裁而迫使违法者服从,同时警戒社会其他成员不得违法、不敢违法;道德是“软约束”和“自律”机制,通常以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为实现路径,以说服、劝导来进行规劝,以社会舆论来扬善抑恶,使人们在内心上认可、信仰道德。帝制时期的中国,虽然法和道德在价值层面上保持高度一致,但是作为治国理政的工具,二者仍然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即以教化为主要形式的德治和以惩罚为主要形式的法治。在使用顺位上也有先后,即“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现代法治背景之下,法律规范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之上,有着严密、规范的逻辑体系,甚至可以被称为一门科学;而道德规范则建立在感性思维基础之上,有着浓厚的情感诉求和应然的理想。二者是并立互补而又严格区分的不同的规则体系。我国目前的法和道德仍是社会调控的两大体系,二者相互独立。

 

理论基础:价值层面上的内在一致性和功能意义上的互补性

 

首先,在价值层面上,法律本身其实包含着基本的道德判断。对此,伯尔曼有十分精辟的论断,“我们不仅把法律看成是社会现象,还把它看作是心理现象;它涉及社会秩序的观念,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以及正义观念,而它们是每一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公共规则体系。”在帝制中国,伦理道德为内容的礼是法的道德基础,符合礼的要求的法才是“良法”。而在西方社会,以人类基本正义为内容和要求的先验的“自然法”是世俗社会法的道德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以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基本的人类道德文明成果为基础和标准,更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相互扶助等。道德不仅是法律的评判标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道德和法律也会相互转化。帝制中国礼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就是礼的要求不断上升为法的规定的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一些道德的重要性凸显,则立法者有可能将其纳入法律的范畴。相反,部分在过去上升为法律的道德行为在一定时期会重新退回道德领域。

 

其次,在功能上,法律和道德是互补的。法律给予道德以外部保障,道德给予法律以内在信仰。离开法律的强制力,道德自身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而离开了道德的法律,将会沦为人们相互倾轧的工具。“良法”的实施能够有效引导社会道德的提升,而社会道德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法治的进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道德作为软约束,其自身没有强制力。法律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规范手段,其能够对道德起到保障和促进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正义和美德的制度。”面对当前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需要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以法治的方式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以法治方式提升和保障较高的社会道德是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说,西方国家国民素质和法治社会程度相对较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法律对公民的行为尤其是道德行为给予了严格的规范。以新加坡为例,为了让法律成为和谐社会的秩序先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严密的法律体系。大到政治经济体制、商业往来、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听停车规则、公共卫生、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新加坡执法严正、惩罚严厉。除了很重的罚款、徒刑,还有鞭刑和绞刑。这两个方面的举措使得新加坡成为国民素质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也成为法治社会环境良好的国度。例如,新加坡很早就开始实行随地吐痰罚款的制度,这有效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提高了民众的道德素养。再如,新加坡法律执行的特色是同时惩罚“买方”市场。如果有偷税漏税行为,不仅卖方要被罚款,买方也会被罚500元。因此,偷税漏税付出的代价很高昂,此举不仅治标,更治本。此外,针对车辆和建筑工地施工的噪音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噪音污染,新加坡政府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量降低;1970年因为放鞭炮导致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新加坡政府明文规定放鞭炮是违法行为,并禁止一切形式的鞭炮进口;为了避免民众随手乱扔口香糖,新加坡政府更是通过了一项法令,全面禁止在新加坡生产和出售口香糖。因此,在道德自身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时,充分发挥法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是有助于重塑社会成员的行为和道德素养的。

 

我国在以法治促进德治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例如,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互帮互助、平等互利、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可、公平、公正、爱国等要求本属道德范畴,但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将这些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这就为这些基本道德赋予了法律的保障。酒驾、醉驾、飚车从本质上说属于道德范畴,但是对这种行为后果的放任会引发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后果,因此,我国刑法将其纳入其中,《刑法修正案(八)》特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酒驾入刑实施后,人们从开始的不相信,到观望;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遵守,可以说,这一规定从法律的视角重新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文化和认知。

 

树立优秀道德文化、建立良好法治环境

 

首先,人民大众道德水平的提升能够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为法治建设创造好的外部条件。相反,如果民众的道德水平整体不高,法律也难以完全深入贯彻下去。良好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为自觉遵守法律和规则,发自内心的自觉可以大大减少法治的成本,营造轻松、和谐的法治环境。相反,失却道德的自觉会大大加重法治的压力和成本,并影响法治的权威。以过马路为例,中国式过马路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守规则的代名词。这种道德的不自觉大大加重了维护过马路规则的成本。每个路口的交通协管员几乎成为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有的地方甚至不得不立上栅栏来维持正常的过马路秩序。此外,百姓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思维模式也阻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司法权威以及法律权威的树立。

 

其次,执法者职业道德对法治的推进有着直接的影响。反腐不仅要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和规范,更要提高执法者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提高他们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执法者一般都是最贴近民众的群体,其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其行为“善”“恶”的基本判断,也对民众的行为有示范和表率作用。因此,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有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推行。